“打非治违”出重拳 上半年煤矿事故同比下降33%

他们首先驳斥行政课税（executive taxation ）的正当性，认为不合宪、无效，应放弃或者撤销。

[9]  付子堂：《美国、法国和中国宪法监督模式之比较》，载《法学》2000年第5期。与美国是由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并且先贤们制定好了相对完备的宪法制度不同，法国的历史与政治意识形态渊源更为复杂。

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法国宪政制度设计的独特性上：法国的很多公法制度既不是个人权利本位的、也不是国家权力本位的，而是如狄骥所建议和主张的，是独立于二者的社会本位的制度。在这个判决中，宪法咨议会强调，1958年宪法的序言也是判决的重要依据，而该序言本身又承认了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的宪法效力。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激进的一派议员习惯于坐在议场的左侧，而保守的一派则习惯坐在右侧。但是其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一种超然的法治权力来平衡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全民公投930万比817万票，另有856万票弃权）。

于是，左和右的区分与博弈变成了世界标准，也一直标识了法国近代宪政发展的主轴。[2]  参见Jean Gicquel, Jean-Eric Gicquel, 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Paris: Montchrestien, 2003, pp. 395-398. [3]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在既有的中文文献中通常被翻译为宪法委员会，但事实上在第五共和国之前，法国已经有了le Comité constitutionnel制度。被宪法委员会宣告违宪的法律不得公布。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受审法院应该在什么期限内完成初审，但是通常而言，法院只要认为申请符合条件，则会在收到申请的下个月内将移交申请[19]。第二则是涉及该条款的重要性，即如果没有该条款，议会是否仍会通过该法律。自此，法国违宪审查的模式由事前审查而及于事后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公民个人宪法诉愿的潘多拉魔盒。[8] Michel Fromont, La justice constitutionnelle en France ou lexception française, La Revue administrative, 52e Année, No.7, Numero special 7 :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jut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1999), p43. [9] 吴天昊著：《法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此前的审查均发生在法律在议会通过之后、公布生效之前，即不存在对已经公布生效后的立法进行审查的可能性，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宪没有救济途径。1．法国的三权分立理论 早在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提出了权力分立的口号， 而后的1791年宪法似乎也深受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

部分违宪决定中，仅有个别条款被裁定违宪。自此之后，宪法委员会收到的对立法的违宪审查的申请数量日渐增多，极大改变了它先前仅仅作为摆设的地位。[3]法国前几部宪法中也有明确规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凯尔森法律位阶理论以及德国法治国思想的传入，在法国引起了关于宪法至上、根据宪法审查法律的讨论。

它系指一系列被宪法委员会认定为具有宪法价值的规范，和宪法典一样位于法律位阶的顶端，并可以被宪法委员会在违宪审查的裁决中援引为裁判依据地规范群体。在拿破仑法典中，甚至将法官释法视为一种犯罪。[13]这也是宪法委员会成立的初衷，即维护政府的行政立法权，而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事前审查。第三，该问题不缺乏严肃性。

这类判决一般根据其性质被分为两类：限制性保留与指引性保留。实际上，在法律尚未实施之前，违宪审查的判断是存在局限性的。

然而，这种并存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带来很多问题。[13] Henry Roussillon: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6e édition, Dalloz, 2008, p27. [14] Christine Maugüé, Jaques-Henri Stahl, La Question Prioritaire de Constitutionalité, Dalloz, 2011, p206. [15] 2010年5月28日第2010-1号QPC判决，第六条理由。

第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有明确期限规定或者有紧急情况。而宪法委员会的判决也需要同样的认同。法国制宪者不止在观念上排斥美国违宪审查模式，在行动上也尽力排除法院对议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可能性。第三类为事后审查，在宪法委员会的案件分类中属于合宪性先决问题（La question prioritaire de constitutionalité）类，简称为QPC[22]《宪法》第10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38]陈金钊：《实质法治思维路径的风险及其矫正》，《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67页。

目前正在推进的国家机构改革中，地方立法扩权和审计制度的改革都是在各自的组织和机制的框架下进行，并不涉及与宪法冲突的问题。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国家机构的权力配置面临深度调整。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3]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国家机构改革也随之步入快车道。[16]国家安全委员会写入宪法，则可能带来对国家主席职权的调整，影响到国家主席职权实体化问题。

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法制（治）与改革关系定位的调整与发展。[17]参见马岭：《从宪政视角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1期。[48]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不会改变监察权的权力性质。[41]图什内特所提到的结构指的是国家权力运行的政治结构,所谓《宪法》之外的宪法，是指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其他立法和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就当前国家机构改革与宪法文本的关系而言，有的改革受到宪法的明确束缚，有的改革仅面临宪法概括性规定的制约，而有的改革已经明显超越了宪法上的国家权力配置架构。目前我国各项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改革合宪性的回应策略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遵循宪法、突破宪法触动修宪、突破宪法回避宪法评价。

从文胜：《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宪法思考》，《国防法制》2014年11月。[14]有学者认为：实践中，通过宪法惯例不断完善国家主席的职权，如国家主席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国家主席再度成为国家机关权力运行的中枢，实践的不断创新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机构体系的法治化进程。

[26]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因此，国家机构的改革应该把人民意志和人权保障作为改革成败的衡量标准。

童之伟：《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先生商榷》，《法学》1997年第5期。在此背景下，国家机构如何依宪改革，宪法文本如何通过解释和修改积极回应国家制度变革的现实需求？已经成为宪法研究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一）改革方案避免与宪法相关规定发生抵触 改革以尊重宪法相关规定为底线，但不排除对于宪法规范内涵不明确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做出解释的情况下，坚定且审慎地推进改革。纪委和监察委合署办公形成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格局。

[17]对于这种类型的国家机构改革，宪法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基本权力关系的维护，发挥对改革的原则性规范，确保国家机构权力配置关系的整体协调。现行宪法仅在国务院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权限条款中使用监察概念，隐含了将监察等同于行政监察的立宪本意。

但是，从长远来看，却因为充分尊重了法治秩序，从而可以避免激烈的改革措施所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因此，2000年《立法法》赋予省会城市和国务院确定的较大市立法权，并不与宪法相抵触。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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